清代官僚政府的效率性、灵活性和创新性，远超过官方法规的内容和19世纪的作者对于中国官僚所做的论断[5]（P221-226）。

1889年是明治23年，故该年制定的宪法被称为明治宪法。让尽可能广泛的利害关系人，尽可能早期参与，尽可能充分表明意见，这三个尽可能体现了土地征收领域正当程序的基本理念，也是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有机结合的重要保障。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惊叹西欧列强的进步，转为学习欧洲，赶超欧洲。关于事业认定的法律上的性质，有确认行为说、设权行为说以及确认和设权两者兼有说等不同见解。关于日光东照宫所有的土地，枥木县收用委员会作出收用裁决。从参与的有效性的角度考虑，应当将相关行政部门的考虑和应答义务（责任）予以法定化[68]，即便法令上没有明确规定考虑义务，从参与的目的出发，应当理解为当然地要求予以考虑。而对于有关损失补偿的事项，根据该法第63条第2款，当事人即使在审理之中也可以随时重新提出意见书，或者以口头的形式陈述意见。

让合法权益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被侵犯的刘广明们再去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虽不失为一种权益保障路径，却很难说是正确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其价值论也值得商榷。由于判决时该事业已经有所进展甚至已经完工，要推翻在处分之上建立起来的既有法律关系、事实状态，往往存在诸多困难，经过全面的利益衡量性的思考，就比较容易承认事情判决。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本文的写作得到厦门大学法学院朱福惠教授、王建学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谨表谢忱，但文责自负。叶青、王小光:《域外监察制度发展评述》，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要起诉，一定要经过检察机关侦查，作出决定。参见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理论研究综述 （1989-1999）》，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lxx]何华辉:《改革开放纲领的伟大胜利》，载何华辉:《何华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lxviii]检察机关进行异体监督，监督不彰则容易造成法律监督的宪制虚化，监督过强，则容易造成宪制越位和宪制失序。

这种观点指出了我国法律监督的当代变迁，但也无疑旁证了一般法律监督权在组织法内部被限缩。（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但在规定国家监察委和人民法院等的宪法职权与宪法性质时则均采用了监察审判的一致性表述。有学者总结，判断宪法变迁，必须要在宪法规范的价值性与现实需求的必要性之间进行衡量，如果发现与宪法产生紧张关系的社会实际确为宪政运作所必要且经长期的实践已经取得国人的共识时，则为宪法变迁。

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正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规定各级人民检察署广泛的一般法律监督权。[xlv]增元:《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胡绳关于新宪法草案问题答记者问》，载《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1期。另一种方式，是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仿照《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3条第1款或五四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第4款，规定如各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国家权力机关以外的各级国家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进行监督，并行使相应职权的类似表述作为概括条款，同时在其后依次列举各部法律已作出规定的检察职权。如万曙春教授认为，宪法实施应该与国家机构体系与政权组织体制相适应，我国宪法实施中最重要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适用，尤其是立法适用。

在宪法上，实现对于公权力的制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制衡与监督。1983年修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符合八二宪法的相关精神和用语，因此，对于第2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设置、第20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第22和第23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人员任免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大体框架没有改动。

多年以来，我国法律监督虚化、刑事司法过程中人权保障不彰，均与宪法精神的缺位有着密切关联。第一种如前所述，认为第五条对第1条构成限缩关系，是对第1条的限缩解释，可以称之为限缩论。

由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实质上是人大法律监督权的分支，监察体制改革要实现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结合，除了职务犯罪的衔接程序，还必须接受检察机关概括的法律监督，以便更好的向人大负责。[xxviii]王锴:《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党的各级纪委有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监督检查之权。比如接受了政纪或者法律处分的个人，如果认为这种处分存在问题，有权寻求司法救济。宪法监督的普遍性，也就决定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普遍性。《共同纲领》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五四宪法以及七八宪法中规定的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逐渐湮没无闻。

在对于公权力的监督上，我国将对于公权力机关的监督权交给了法律监督机关，将对于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权交给了监察机关，从而形成了人大架构下机关行为监督与公职行为监督的二分。一方面，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需要得到良好的监督，防止其溢出法律边界行使权力，权力越大就愈加需要被监督。

在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宪法规定得到坚持的情况下，宪法上的法律监督仍应归属为一种普遍性的一般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具体职权应在法律监督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局部的宪法性重塑。从文义解释上来讲，一般而言，当我们说两组事物之间存在着限缩解释关系，意味着两组事物应具有内涵上的递进性，但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与第1条之间的并列关系显然不容忽视。

[lxxv]朱福惠、杨立云:《论我国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载《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x] 1978年《宪法》第43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

[lxxi]王叔文:《推进改革开放的总章程》，载王叔文:《王叔文文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这种排列式立法，未根据监督的差异性对不同监督类型和对象作出针对性安排，不利于形成重点突出、特色明确的差序监督格局。检察机关通过适用法律的方式实施宪法。但监察不同，监察意味着监督和考察，不仅要监督公权力主体的整体法律行为，更要介入其组成人员的个别法律行为，就其履职过程中是否遵守纪律、法律，甚至是否犯罪进行考察，并就考察结果作出实质性的纪律或法律处分。

可行的是探索检察监督的具体化和体系化，针对不同监督对象和诉讼案件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形成以诉讼监督为龙头、其他监督方式相配合。参见陈云生:《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机关疏离的宪法安排及其寓意解析》，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11期。

[xlviii]七八宪法在法制建设方面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法治起航的基点，为八二宪法提供了法治传承，最终在逐步完善中沿用至今。在诉讼法层面，检察权概念仍然保留其传统的司法内涵不变，检察机关根据第5条所作列举行使诉讼法上的检察职权。

参见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但第20条的职权配置仍显示出刑事诉讼职权、公益诉讼职权、诉讼监督职权、执行监督职权并列混杂的立法结构，尚有待伴随法律监督权的未来发展进一步予以体系优化。

由于检察监督与其他机关监督在司法程序上的衔接性，必然仍导致检察监督的普遍化。我国法律监督权的重塑关键，在于扬弃苏式检察体制，摒弃权力增减思维，在理解和坚持法律监督权宪法必要性的前提下，完成从一般监督到一般法律监督的概念提炼、历史重述和宪法改良，[viii]实现我国法律监督权的话语更新、工作聚焦和价值优化。[xxxvii]所以，七九及八三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不对第1条构成限缩关系。2.质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主张检察机关应成为单纯的公诉机关。

最终以具体监督权的体系化和差异化重塑和落实一般法律监督权，形成重点突出、措施有力，但覆盖到位、层次鲜明的差序监督格局。但也实际上未能注意到，司法具有定分止争的终局性，诉讼是权力冲突和权利救济的最后渠道，法律责任的最终确定仍然依赖于检察权的介入和审判权的裁决。

现行宪法作为一部改革宪法，在制定之初实际上就已经确认了党的基本路线，[lxx]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总章程。比如在党纪政纪的处理过程中，涉及到刑事责任认定和追诉的，仍然需要检察机关的衔接和介入。

这一观点属于狭义的法律监督论，对集中探索检察机关的异体监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忽视了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在刑事公诉领域的法律监督作用、历史背景和宪法任务，因而有待进一步商榷。参见雷小政:《往返流盼: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考证与展望》，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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